川剧《巴山秀才》介绍

魏明伦、南国

《巴山秀才》导读

陈培仲

魏明伦是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戏曲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巴山秀才》是魏氏系列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

魏明伦 （1941— ），四川内江人。自幼随作为川剧鼓师的父亲学戏，9岁参加自贡市川剧团，登台演出，艺名 “九龄童”。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博览群书，逐渐脱下戏装拿起笔杆，由 “三尺戏子”转为 “一介书生”。16岁时，因文罹祸，罚往农村劳动三年。期满调回剧团，创作剧本 《铁公鸡》、《宋襄之仁》、 《百花公主》、 《水流东山》等。 “文革”中被打成 “牛鬼蛇神”，遭遇坎坷。1979年后，才得以解脱，放开手脚，大胆创作，文思泉涌，佳作迭出。1980年至1983年，以 《易胆大》、《四姑娘》、 《巴山秀才》 （与南国合作）连续获全国优秀剧本奖，被誉为连中三元的 “戏状元”。之后，《岁岁重阳》、《潘金莲》、《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变脸》、《好女人、坏女人》等剧以及电影剧本 《四川好人》、《变脸》等，无不令人瞩目。 《潘金莲》更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争鸣所及已超出戏曲领域，而广泛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反思和伦理道德等范围。魏氏的剧作，一戏一招，招招不离人间烟火，戏戏关注世上波澜。除剧作外，魏明伦还以散文名世，尤其是杂文，很有风骨，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富于 “麻辣烫”特色。他写的碑文、铭文，散韵兼美，独树一帜。对于这位 “鬼才”、“怪杰”，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评论者们面对他，不像面对一个已可大体度量方圆的池塘，而是面对着一条不知今后走向的河流，多少有一点整体把握上的被动”的确，魏明伦的创作，不断给人以惊喜。其已有的作品，除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外，分别收入 《苦吟成戏》、《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巴山鬼话》、《魏明伦文集》 （A）、 《戏海弄潮》等专集中。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 《魏明伦剧作三部曲》。《巴山秀才》还被收入 《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

《巴山秀才》是魏明伦和南国合作的作品。关于此剧的创作背景，魏明伦曾谈过。那是1981年秋天，四川发生特大水灾，他邀约好友南国一起，到灾区体验生活，耳闻目睹了 “洪水无情国有情”的一幕幕感人情景。由此联想到清末四川因灾荒引起的大屠杀——— “东乡惨案”。当时东乡知县吞没救济粮，为掩盖罪行，竟向上司谎报 “民变”，结果酿成血洗东乡，错杀三千灾民的大惨案，真是“天灾凶狠官更狠”。同样是巴蜀天灾，两个时代，两种结果。魏明伦和南国决定另辟蹊径，不写现代戏而写历史剧，采用 “背面敷粉”之法，从一个特殊角度揭示新旧时代的本质区别。可见历史剧也是有感而发，而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当然也不是搞反历史主义的影射比附。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川剧艺人就已编演过 “条纲”戏 《剿东乡》，秦腔也有老本 《一字狱》，解放后，东乡惨案发生地———宣汉县，也曾多次组织力量创作 《东乡义举》，还有的剧团编写 《辩冤记》，均因各种原因，剧本未能立住，更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 《巴山秀才》出世，才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赢得一片叫好之声。

《巴山秀才》是公认的一出思想深刻、艺术完整、风格独特的好戏。它描写清朝光绪二年，四川巴山县连年干旱，知县孙雨田吞没赈粮，众百姓求赈不得，欲请老秀才孟登科写状上告，被孟拒绝。孙雨田为掩盖贪污罪行，谎报巴山民变。四川总督恒宝不查虚实，下札剿办，派提督李有恒率兵血洗巴山。血的教训使孟登科猛醒，他决心鸣冤上告。但他不识官场世故，直告下令剿办的罪魁祸首恒宝，险遭杀害，幸被巴山籍歌姬霓裳设法救出。孟登科痛定思痛，毅然抛弃功名，巧妙利用省试机会，将冤状写进考卷之中，直送主考官张之洞。张与恒宝积怨已久，趁机借题发挥，闹得朝廷尽知，迫使慈禧派钦差入川查办。孙雨田与恒宝勾结，将李有恒手中的 “剿办”札子偷换为 “抚办”，妄图推脱罪责。此事为霓裳识破，用计将 “剿办”札子取走，送给孟登科。孟当堂揭穿恒、孙二人企图金蝉脱壳，而让李一人挨刀的鬼蜮伎俩。钦差 “嘉奖”孟为 “告状”的 “状元”，赏赐皇封御酒。结果御酒是毒酒，孟被毒死。而制造巴山冤案的罪魁和帮凶，一个个逍遥法外，皆大欢喜。

《巴山秀才》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创作的，剧中的张之洞、李有恒等都实有其人，孙雨田、恒宝、袁铁匠等人也有生活原型，孟登科则是从当年一大群在考场中书写冤状的秀才中概括出来的典型形象。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透视了这一奇冤的实质，通过孟登科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悲惨命运，不是一般地批判封建科举制度，而是有力地抨击了整个封建制度，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的黑暗和腐朽。

令人叫绝的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却是用喜剧形象和喜剧手法来完成的。全剧以喜衬悲，寓哭于笑，使人在笑声中饱含泪水，悲泣中忍俊不禁。作者塑造的孟登科，就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格的喜剧人物。他一上场，就颇有喜剧色彩：当饥民们围衙请求县官开仓放粮时，他却手持书卷，摇头晃脑，满口 “也者之乎”；走至台口边缘，一脚悬空，幸亏被饥民拉住，他往下一看，惊叹一声：“呀，危乎高哉！”一下就从动作、神态、语言中，将这个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阔秀才的形象，活活画出。他迂告恒宝，被恒宝下令： “巴山乱民负隅 （恒宝念成偶）顽抗，杀！”他死在临头，却一本正经地认真指出恒宝把字认错了，并坚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白字不可不纠啊！”其喜剧性格又爆出了耀眼的火花。这种憨直、诚实得可爱，却又迂腐、固执得可笑的性格描写，虽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维护真理和尊严的内心意识。因此每演到此处，剧场内总是哄堂大笑，笑声中既有善意的揶揄，又有由衷的肯定。正是这样一个迂阔的酸秀才，一个不谙官场险恶的呆秀才，一个对朝廷充满幻想的老秀才，却担负起告状的任务。他经历了拒告、愿告、迂告、智告、面告、悔告等过程，一次次碰壁，也一次次清醒。他的性格、身份和认识水平，同他所负担的重任与所处的环境是很不协调的，因此就充满了悲喜两重因素。作者有意强化他身上的迂腐、风趣的外表，以反衬其崇高、庄严的内心，这种寓庄于谐、涉笔成趣的手法，是极需功力的。它体现出作者对中国古典悲剧 “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的总体把握，更表现出作者对川剧 “悲剧喜演”的拿手绝活的娴熟运用。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风格，将孟登科这个 “既非天生英雄，也非终身庸人，既平凡又不平凡，起点是腐儒，终点为豪杰”的复杂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为我国戏曲人物画廊又增添了独具光彩的 “这一个”秀才形象。

该剧的结尾更是出奇制胜。观众从前面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目睹这位秀才从埋头读书到焚毁八股，从明哲保身到为民请命，从迂酸到明智，从胆小到胆大，从顺民到 “刁民”，一步一步觉醒，一次一次升华，眼看告状成功，皇上亲赐御酒，已是喜庆结局无疑。观众正准备起堂，不料作者笔锋一转，喜剧结尾霎时变为悲剧收场：御酒乃是毒酒；钦差当着腹痛如绞的孟登科，当场释放了贪官污吏，宣布巴山一案就此了结，载入史册。孟登科临死之时，才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仰天悲歌： “三杯酒，三杯酒，杯杯催命！大清朝，大清朝，大大不清！孟登科，柯登梦，南柯梦醒！醒时死，死时醒，悲愤填膺！”期盼着 “哪一天，执法无私民有幸啊，哪一天，灾荒无情国有情！？”这椎心泣血的呐喊，振聋发聩，如点睛之笔，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这场悲剧的深邃内蕴，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使人透过历史的幄幕，看穿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思索今天 “灾荒无情国有情”的日子来之不易。这奇峰突起的结尾，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深化了全剧的意蕴，实现了作者的创作初衷，为全剧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巴山秀才》由四川自贡市川剧团于1983年首演，由杨先材饰孟登科。次年被拍摄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巴山奇冤》。20年之后，剧本一字未改，由四川省川剧院重排，由熊源伟导演，陈智林饰孟登科，何玲饰孟娘子，精彩的二度创作，赋予该剧更加夺目的光彩，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台湾台北新剧团曾移植为同名京剧，由李宝春主演，于2004年在上海参加第四届中国京剧节，并荣获评委会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