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戏《孙安动本》介绍

赵剑秋、范季高、杨汉卿、尚之四、纪根垠改编

《孙安动本》导读

周传家

由元、明以来的“弦索”系统演变而来的柳子戏，迄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当其清初兴盛时期，柳子戏的腔调曾覆盖鲁、豫、苏、冀、皖五省的许多地区，因而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柳子戏还无数次地入孔府、进京城，也曾和昆曲、徽调、京剧等大剧种同台献艺，备受观众欢迎，因此鲁、豫、皖、苏、冀一带民间流传着“吃肉吃肘子，听戏听柳子”的俗谚。

柳子戏以俗曲（主要包括柳子调）为基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融化了高腔（弋阳腔）、昆腔、青阳腔、乱弹、罗罗的音乐唱腔，成为曲牌丰富的多声腔剧种。现存传统曲牌六百余支，主要伴奏乐器有曲笛、笙、小三弦，俗称三大件。唱词以长短句为主，但通过挂“序”（齐言体）的手法，交错演唱，变化无穷，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哎咳”和“百调子”之称。

柳子戏传统剧目二百余出，其中以历史故事戏《孙安动本》流传最广。解放后经过重新整理改编和不断加工，进一步强化了粗犷、豪放、朴素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出思想内涵丰厚、人物形象生动、风格特色鲜明的精品剧目。剧本收入《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东卷》、中国戏曲研究院编选的《戏曲选》第六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1961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由赵剑秋、范季高、杨汉卿、纪根垠改编，黄遵宪、朱剑、李永胥、张兴灿、崔明雨主演的《孙安动本》拍成了舞台艺术片，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孙安动本》的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初年，神宗皇帝年少懵懂，权相张从（据说是影射张居正）欺君压臣，独霸朝纲，趁曹州灾荒，私吞赈粮，以致饿殍载道，民怨沸腾。刚正廉明、嫉恶如仇的曹州知府孙安上本参劾，被张从扣压。狡诈的张从采取笼络手段，保举孙安晋京任职，企图以利禄收买，供他驱使。孙安携带妻儿晋京途中，目睹哀鸿遍野，啼饥号寒，又见一民妇跳崖自尽，遗下18张冤状，控诉张从强征她的丈夫、儿子私造皇宫，为了杀人灭口，皇宫修成之日，她的丈夫、儿子和3000民工尽被毒杀。孙安誓为黎民除害，兼程赶路，抵达京城。进京后又得知父亲孙存因弹劾张从不遂而遭残害的真相。官居转本御史的岳父黄义德劝他“明哲保身”、“能忍自安”，但孙安不听，连夜写本，上殿参劾。小皇帝被张从巧言所惑，驳本不准。张从暗示孙安，应以前程为重，勿负他保荐好意。孙安更加气愤，又上二本，仍被驳回，并以陷害老臣的罪名，立时摘去乌纱，交刑部问罪。孙安不屈不挠，以民妇冤状为证再上三本。张从挑唆小皇帝，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将孙安责打四十御棍，赶出金殿。

孙安虽然遍体伤痕，但为民除害的意志更坚，连夜重写奏本。妻儿为他的赤诚所感，情愿生死同命。于是，孙安绑妻缚子，舆榇入朝（抬棺木上殿），以死谏君。张从又诬孙安此举是欺君年幼，故意要挟，猎取忠臣之名。小皇帝下诏将孙安全家推出午门问斩。三朝元老沈理上殿保本，亦被削职为民。紧急关头，定国公徐龙以洪武御影开路，手执先王御赐的黑虎铜锤，打上金殿，迫使小皇帝赦免孙安全家死罪，并将铜锤交与孙安，令其严惩张从。全剧以正义大张、奸相倒台作结。

《孙安动本》是一出严肃悲壮的社会问题剧。明代的中央集权和理学统治有了空前的加强，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交织渗透于朝野之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趋尖锐。本戏揭示了君主昏黯、奸臣当道下的民间疾苦、满目创痍，展示出朝野间惊心动魄的忠奸斗争，冲突激烈，气势恢弘。

从结构上看，本戏其实包括“孙安三奏本”和“徐龙打朝”两部分。戏的前半部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随着矛盾不停地推进，愤懑不断地积郁，怨气弥漫天地，充满了悲剧氛围。“别家”、“死谏”表现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孙安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国杀贼，为民除奸。妻子黄氏、娇儿孙英、家院孙保也都抱定生死同命的决心。一家老小慷慨赴死，格外感人。戏的后半部分转到“徐龙打朝”，则以江河奔腾、风云壮阔的气势，将剧情推向高潮，不仅有许多大胆的处理和表演，而且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由于坚持以曹州知府孙安多次奏本，力劾权相张从展开戏剧冲突，主脑突出而鲜明，始终贯穿着反对权奸、发扬正义的主线，所以虽然人物不少，脉络颇多，看似散漫，实则统一贯穿。前后悲喜相衬，增强了戏剧的张力，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孙安动本》成功地塑造了孙安、沈理、徐龙等神采生动的艺术形象。孙安是贯穿全剧的主角，是一心为民的好官。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奏本弹劾张从，不仅仅是为君王打算，为大明江山担忧，也不仅仅是为报杀父之仇，更不是像张从所诬蔑的那样是想博忠直之名，其实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可怜无告的黎民百姓。正统的儒家教育在他内心深处埋下民为邦本的种子，他曾感叹道：“作官不与民做主，怎怪黎民发恨声？”他与黎民共忧患，与黎民息息相通，一心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所以才激发出为民申冤，为民除暴的决心、毅力和胆识。但是，作为一个刚刚升迁的曹州知府，他不可能像包拯、海瑞那样具有和权臣抗衡对峙的权威，所以只能采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奏本弹劾，企图通过君权来实现除暴安民的目的。至于后来绑妻缚子、舆榇入朝，决心以死谏君，也不能认为是愚忠和残忍，只能说明他是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反倒体现出他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然，作为历史人物，孙安也难以摆脱其历史的局限性，剧本这样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可信的。

孙安并不孤立，不用说黎民百姓对他的拥戴，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志同道合者，譬如三朝阁老沈理、定国公徐龙。沈理虽是在戏的后半部分才出现的，但几个典型化的细节（如入朝后发现黄义德的官帽戴反，予以纠正；当被张从骗出朝门后，立即让黄义德将龙头拐杖送往刑场，镇住刀斧手，暂救孙安。同时速到国公府，搬来定国公徐龙，教他以洪武御影开路，手执先王御赐的黑虎铜锤，打上金殿等），就将他生动可爱的形象呈现于舞台之上。他有似于《跑城》中的老臣徐策，资历深广，正直不阿，老练精细，脱尽火气，但在徐策的义勇之外，又兼机智风趣。沈理不仅很好地烘托了孙安，而且和定国公徐龙构成一粗一细，一老一幼，一花脸一净脸白须大生的辉映对照，增添了色彩。徐龙乃明初功臣徐达之后，被塑造成程咬金、尉迟敬德一类的草莽英雄。他虽然粗莽，但刚直正义，虎虎有生气，为保忠良孙安，连上三本，向昏君发出最后通牒：“准本也保，不准本也保，实实要保，一定要保！准本！准本！准本！……”当本章被奸相和昏君撕碎后，他挥起先王御赐的黑虎铜锤，“先打昏王后打奸”，在金殿之上与昏王相对而坐，唇枪舌剑地顶撞起来。本戏的“打朝”情节雄奇、泼辣、豪放、大胆，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浪漫气息，可与程咬金的《花打朝》、尉迟敬德的《黑打朝》相媲美，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

《孙安动本》没有把生活简单化，在塑造正面人物的同时，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反面形象。奸相张从不仅有权有势，而且颇具奸谋。对于昏君，他揣摩心思，百般逢迎，巧于利用，暗中驾驭；对于同朝为官的黄义德、沈理、徐龙等，他则挟天子之力予以遏制。他无法理解孙安高尚勇毅的人格力量和为民忘身的为官之道，一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企图施展巧计将孙安牢笼在自己的幕下。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于是对孙安栽赃诬蔑，倒打一耙，无所不用其极，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张从和孙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搏弈。张从之类的奸相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大行其道，当然是因为有昏君作为保护伞，有皇权为之撑腰。戏中的小皇帝乳臭未干，昏庸无知，目光短浅，不辨忠奸，离不开奸相的提携怀抱，只知保住自家的江山和皇位。剧本并没有仅仅从个人品质来评价小皇帝，而是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表现出对封建皇权的深刻批判。

《孙安动本》被山东梆子、京剧等许多剧种移植改编上演，其中以翁偶虹、祁野耘据山东柳子戏整理改编的京剧《孙安动本》（又名《三上殿》、《假金牌》）影响最大，由中国京剧院二团李和曾、江新蓉、景荣庆等于1962年首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