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介绍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导读

王安奎

《童生与李氏》是王仁杰创作的梨园戏剧本。王仁杰是福建当代著名剧作家，作品有 《节妇吟》、《董生与李氏》、《枫林晚》、《陈仲子》、《皂隶与女贼》、《琵琶行》等，集为 《三畏斋剧稿》。作者有较高的传统文化修养，作品多有独特风格。

《董生与李氏》取材于尤凤伟现代农村题材小说 《乌鸦》，描写一个农村支部书记临终前不放心妻子，托人监视。王仁杰改为一个古代故事，写得更为洒脱。全剧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又有耐人寻味的丰富意韵。概括而言，剧本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一、描写人物的方法。

中国戏曲有爱憎分明的美学传统，但所谓爱憎分明并非简单和直露，许多优秀的作品，作者的倾向是通过人物和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比如 《西厢记》，作家是非常热爱他的人物莺莺、张生和红娘的，但在作品里，时时对他们进行调侃。写张生的 “傻”，写莺莺的 “假意儿”。但这并没有掩盖和削弱作者对他们的喜爱。《董生与李氏》继承了这一传统，以幽默的笔触时时 “揭露”董生内心的矛盾、观念和行为的矛盾。圣人有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言，谓之 “三畏”，而董生还多一畏，畏妇人，因此名四畏。彭员外正是看中他这一点，付以重托。董生认为自己是堂堂儒生，不能为此斯文扫地之事；但又迫于朋友之托，不得不答应。答应之后便要忠于职守，因此李氏在家里家外的行动，他都要紧紧跟随。这一行动实在滑稽，被梅香嘲笑为 “狗跟屁”。但李氏在其迂腐中却看到了他的忠诚与善良，渐渐对其产生好感。值得注意的是，剧本对李氏没有作心理描写，而只是描写其行动。这在文学方法上叫 “白描”。梅香奚落董生，李氏为其开脱；董生在隔壁教书，李氏让梅香送去蜜桔；而后在李氏看透了董生的心事———既怀疑她又属意于她之后，李氏便大胆地设下 “陷阱”，引董生落入掌中。

与对李氏的描写方法不同，剧本对董生有较多的心理描写。作者细致地刻画了董生的心理变化过程和矛盾状态。

第二出 “每日功课”语意双关，董生每日的功课既有教学童读书这门功课，又有监视李氏这门 “功课”。做教师，为人师表，应当心无旁骛，思无邪；但董生恰恰在教学生 《诗经·卫风·硕人》的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时，目光也移向了李氏。“门儿半掩，南风微卷珠帘。玉影隐约识半面，更叫书生何以堪！虽道非礼无视，每日里但求一瞻。”此时，监视李氏，对他来说已不是一个苦差事了，而变成了他的欲望。这是书生的可笑，还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可笑？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这两方面都不是用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而只是微笑着予以指点，让读者和观众去慢慢体味。

第三出 “登墙夜窥”写出了董生矛盾心理的进一步发展。他看到李氏独自吟元人小令，独自赏月，疑她与人有约，于是怒火中烧。这怒中明显地包含嫉妒，但要 “钻穴逾墙”又觉得很不光彩；此时他便用古人的话为自己开脱： “古人有说，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可也！”他想去捉奸，又心生不忍：“此岂书生为，我又何太绝！不可呀不可，奸情一露，李氏有何面目存世？……秀才肝肠先裂”。这里又表现了董生的迂和善良。

月下相遇，面对李氏的责问，董生无言以对，心底防线被冲破，于是二人自然进入 “缱绻”、“氤氲”的境界。

“缱绻”之际又出现波折，董生听到李氏说出 “彭员外”三个字便丢盔卸甲，落荒而逃。这一笔似插科打诨，实则更深刻地写出董生的思想和性格。他感到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深深自责，他的行为也使李氏陷于痛苦之中。但到了彭员外的坟前，面对彭员外的责问，董生又鼓起勇气斥责彭员外不仁不智，陷人于不信不义，使彭员外哑口无言。此行动得到李氏的赞赏， “乍以为国中无男儿，谁知你凛然有正气”。这是李氏的调侃，也是真实的赞美；同时也是作者的调侃和赞美，董生经过一番波折，思想观念和性格都起了变化，董生与李氏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使这个戏有一个小小的圆满结局。

二、剧本创作与剧种特点和舞台表演相结合。

戏曲作家必须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但只有文学修养还不够，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其最后的艺术效果要通过舞台表演来体现，因此剧作家还应该了解剧种特点和舞台表演，这样才能写出适于表演并为表演提供坚实基础的剧本。王仁杰长期为梨园戏剧团写戏，具备这样的条件。

梨园戏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剧种，至今还保留不少南戏剧目和音乐。王仁杰从梨园戏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福建的评论家王评章所说：“他得的是文人戏曲之心，梨园戏之心。他对梨园戏士大夫美学趣味达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的地步”。董生是一个新的典型，但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古典戏曲和梨园戏传统戏中文人的影子。 《诗经》、元曲的词语、古人的词语，看似随手拈来，但又与人物的感情和戏剧情节十分贴切。作者写的唱词和念白也都文雅有韵味。

梨园戏的表演艺术经过长期的积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很高的欣赏价值。新时期以来又涌现出了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曾静萍。应该说曾静萍是王仁杰的系列作品培养起来的；但演员的创造能力又为作家提供创造的空间，激发作家的艺术灵感。前面我们讲过，作者对李氏用的是 “白描”的手法，而没有描写她的心理，对此，台湾的戏剧家王安祈教授分析说：“编剧不处理李氏看上董生的理由，是剧本最值得玩味之处……是剧本的罅隙，由表演弥补？还是编剧故作疏淡，对李氏的动机留了一笔？以笔者看，像是后者”。“编剧以 ‘虚笔’塑造李氏，不实际挖掘她的心灵深处，只反过来让她以身姿形影模塑了一番境界，借以勾掘出他人的幽邃之情与生命之本真”。而作者所以敢于这样写，也是出于对演员的了解和信任。文学剧本确立了清新淡雅诙谐幽默的风格，二度创造又很好的体现了这种风格，才使这部作品成为艺术精品。

三、剧作的创新意义。

人们常说戏剧创作要不断更新观念，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都不断变化。李渔曾说：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于今为旧，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视昨，亦有间焉。但是所谓观念更新并没有固定的或统一的标准，而全靠作家自己在创作中体会。作家不能为更新而更新；作品的优劣要在群众中检验。无固定和统一的标准，正是艺术创作的特点，因此它也是对作家创造力的考验。

在传统剧目中不乏 “寡妇思春”的题材，但有的走向淫邪，有的表现出对妇女的偏见。如 《大劈棺》，写女人由欲到恶。《董生与李氏》对这些观念是一种反驳。它写了人的欲念，但给人以美感，这对传统是一种推陈出新。

新时期以来，福建和全国都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有些作品着力在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董生与李氏》的主题是什么？这是读者和观众要问的问题。作者曾说，他最怕人家说这个戏是反封建的，也最怕人家说这个戏是写人性的。这是有道理的。彭员外的思想中有浓厚的封建观念，但又不是 “封建观念”所能概括；他的行为走向荒谬的极致，但他的心理又带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 （小说原著中就是一个现代人做出了这种荒谬的事）在董生的身上又可看出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性。因此它使信奉封建道德的董四畏进退失据。最后事实使他认识到这种矛盾性，才有他对员外鬼魂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抗争。李氏和董生的结合，符合人性的自然，但作者的用意不在对这种人性的张扬。因此可以认为，这个戏是通过对一种荒谬愚蠢行为的嘲讽，对书生软弱矛盾的调侃，表现出顺乎自然的人性的美好。这一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福建的乃至全国的戏曲创作观念的变化。剧作家不只是着重追求主题的深刻性和明确性，而是着重追求含蓄的美的意境。让读者和观众在审美享受中得到思想的启迪。为什么作家怕人家说这部作品是写 “反封建”的主题，怕说是写 “人性”的呢？因为那样的评定就看不出这部作品的特点。如果用反封建的标准来要求，会觉得它批判的力度还不够；如果用人性的标准来要求，会觉得对人性的揭示还不充分。这就会与创作的题旨南辕而北辙。前面讲到的王安祈教授长期关注并研究大陆的戏剧，并有较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她说： “难得的是戏仅止于调侃揶揄，编剧以体贴温厚的态度塑造儒生，演员也深刻掌握了董生的憨厚耿直，避去了尖刻的批判。文化意蕴指向诙谐幽默，而诙谐幽默正是半世纪里戏剧创作中最为匮乏的。”作家的艺术方法和描写的分寸决定作品的风格；剧作的风格体现作家的态度。我们不应要求所有作品都用一种风格，要求作家对所有人物都采取一种态度；但就 《董生与李氏》这一题材，作家所采取的态度和所体现的风格，是值得赞许的。这对我们如何理解剧作的立意，如何处理题材应有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