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剧《狱卒平冤》介绍

《狱卒平冤》创作组，武纵执笔

《狱卒平冤》导读

陈培仲

新时期以来，在戏曲创作中，新编古代戏和现代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力作不多，由武纵执笔整理改编的楚剧《狱卒平冤》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为继 《十五贯》、 《团圆之后》又一 “点石成金”的范例。

武纵 （1943— ），原名罗慕磊，湖北武汉人，武汉市楚剧团专职编剧。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76年开始从事戏曲创作，曾创作和改编多个戏曲剧目，其中楚剧 《不称心的女婿》、《狱卒平冤》、 《彩凤搏鸦》等，很受观众欢迎。他的剧作擅于发挥楚剧的特长，生活气息浓郁，长于塑造各种 “小人物”，表现他们机智幽默、见义勇为的品格及他们内心的愤怒与不平，多具悲喜剧风格。

《狱卒平冤》的前身叫 《九人头》（又名 《武昌奇案》），描写药店郎中张大洪见色起意，冒名秀才杨春龙深夜作案，杀死民女王玉环的兄嫂，致使杨春龙蒙受不白之冤。糊涂的江夏县令草菅人命，阴险的狱吏趁机作恶，结果酿成了九条人命。剧中人物，从县令、狱卒到店堂伙计，有的谋财害命，有的包藏祸心，所谓“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最后由一个刚到任的巡抚大人，轻而易举地捕获真凶，了结此案。这原是一出情节离奇、美化封建官吏、歌颂惟有青天大老爷才能惩恶扬善的传统剧目，已辍演多年。1981年，湖北省文化局、省剧协等有关单位联合组成 “楚剧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小组”，对几个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其中 《九人头》一剧，由罗慕磊执笔，初稿 《黄鹤楼传奇》于同年上演，次年易名 《狱卒升堂》，保留原剧的主要反面人物———一个糊涂透顶的县太爷，重新塑造了捕快、狱卒、班头、店家等身卑职微的小人物，他们有胆有识、见义勇为，冲破重重阻力，破奇案、平冤狱，从台角边缘走向台中，于是 《狱卒升堂》应运而生，谱写了一曲 “聪明的禁子、糊涂的县官”的喜剧。在此基础上，创作人员又广泛听取专家和观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增设了反面人物，而且都老奸巨猾，精明透顶，十分厉害，这就给小人物的一方增强了难度。他们不仅需要勇敢，更加需要智慧，终于利用官场的矛盾，使破案成为可能，由 “巡抚平冤”升华为 《狱卒平冤》，拓展和深化了主题。从 《黄鹤楼传奇》到 《狱卒升堂》再到 《狱卒平冤》，可谓经历了三级跳，步步高升。该剧的成功，不仅凝聚了执笔者和参与者的心血和智慧，同时也彰显了锲而不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难能可贵。

《狱卒平冤》对原作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宛如在一株枯死的朽木上注入新的生命基因，从而培植出新的花朵。它虽然保留了原剧的主要案情，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歌颂和批判的对象颠倒过来，通过杨春龙、王玉环冤案的造成和狱卒吴明、禁婆靳氏以及店家、班头为他们奔走伸冤的过程，将这组小人物为受冤者抱打不平的正义行为，同巡抚、知府、县令等大人物草菅人命、尔虞我诈的卑劣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从而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和丑恶，使其思想内涵有了相当的深度。

杨春龙、王玉环的冤案，是由敕封 “江南明鉴”的武昌知府及其门生、江夏县令一手造成的。当知府大人在黄鹤楼前的接官厅接受众官祝贺之时，苦主王玉环前来恳求这位 “明鉴”大人作主，查明双亲被杀的真相。知府大人见王玉环“满面羞涩”有难言之隐，便主观臆断为 “情人作案”，“凶手就是杨春龙！”并命江夏县令去了结此案。江夏县令在承办此案过程中，明知杨春龙确系冤枉，但他为了维护恩师的尊严和自己日后的升迁，为了不让 “恩师倒台就刨了我的根”的事件发生，他做了个 “聪明的糊涂人”，竭力维持原判，并将敢于作证的店家和为杨春龙说话的吴明各责打四十大板，还将吴明贬为狱卒。吴明在禁婆靳氏的激励下，设计让杨春龙和王玉环狱中相见，辨明实情，又查访真凶、药店郎中黄四方，证据在握，越级密告武昌知府。然而表面满口答应有错必纠的这位 “明鉴”大人，为了自身的威望和前程，明知有错却匿案瞒冤，真是 “公堂”不公， “明鉴”不明。不仅如此，他还授意县令 “抽薪止沸”，将吴明发配沙门海岛。在万般无奈之际，吴明从班头口中得知，知府即将接任巡抚，而原来的巡抚正 “气得胡子翘上天”，抓住他们之间狗咬狗的矛盾，吴明终于利用巡抚之手，扳倒 “江南明鉴”的知府和江夏县令，为杨春龙、王玉环平了冤，然而吴明自己却被安上“私行办案，以下犯上”的罪名被解押进京，后果自然是凶多吉少。

改编者没有被原剧本那些曲折离奇的情节迷住视线，写成一部悬疑剧，也没有驾轻就熟地写成一般化的公案戏，而是着力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他们摈弃了传统剧目中那种常见的类型化、模式化的老套子，力求写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例如主人公吴明，原本是县衙的捕快，对官场中不平之事司空见惯，并不想多管。但当受尽皮肉之苦的无辜者悲愤地泣诉道： “你、你……你们公门之中，难道就无有一个讲良心的人么！”。吴明的良心受到震动，斗胆讲了几句实言，却被重罚四十大板，贬为狱卒。这场戏，对吴明 “想说不敢说”的畏惧心理刻画得真实可信。第三场 “质对”中，吴明那种 “想做又不愿做”的愤懑心情，跃然纸上。后来他在热心助人、心直口快的靳氏的激励、支持和配合下，私访真凶，越衙上告，一步步被 “逼上梁山”，铤而走险，最后以极大的智慧利用官吏之间的矛盾，告倒曲意逢迎的县令和匿案瞒冤的知府，为受害者伸张了正义，而本人却落得个披枷带铐的下场！这一悲剧结局，是犀利的一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王法的阶级本质。剧本在塑造吴明时，充分注意了人物的历史具体性，并未拔高他。在特定环境里，他敢怒不敢言，想躲躲不开，想跑跑不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 （包括自身的内在矛盾）中，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峰回路转之中，用他的生活逻辑和行动轨迹，行进在卑微中见崇高的人生之路上，显示出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格魅力。这种并非 “高大全”的典型形象，显然更加适应当代人的审美心理。

剧中还穿插了两对男女的爱情描写：杨春龙和王玉环从相约、相怨到相知、相爱，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吴明与靳氏则在为人伸冤、伸张正义的思想基础和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患难与共的感情。当吴明被铐上京之际，靳氏毅然与之同行，这种生死相依相伴的情愫，感人至深。谢柏梁教授对此评论道：“中国戏曲中男女爱情大多是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吴、靳二人作为禁卒，作为中年人的醇厚而高尚、舍己去救人的崇高爱情，使得戏曲爱情谱上，又织入了更新、更深、更可敬可佩的新的旋律、真的节奏、善的音符和美的调性。”

武汉市楚剧团曾携此剧参加1985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由于盛乐饰吴明、张光明饰靳氏，荣获包括剧本、表演在内的十项大奖。根据 《狱卒平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1987年获第七届 “飞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