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哈姆莱特》莎士比亚-戏剧介绍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哈姆莱特》导读

杨晓云

莎士比亚 （1564—1616）是被誉为 “时代的灵魂”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马克思语）。他的一生留给后世两首长诗、154首十四行诗、37部剧作。戏剧作品中包括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性和人性的深邃，深刻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社会现实，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智慧之光。

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多取自历史记载、民间传说、小说等已有材料，广泛借鉴古希腊罗马戏剧、英国中世纪戏剧以及欧洲新兴的文化艺术成就。他的悲剧创作以塑造丰富、复杂的性格著称于世，擅长描绘处于特殊情境中的悲剧主人公与敌对势力的冲突或内心的折磨和斗争，借以展示人生价值和生存本质，反映了他对于时代与人性的思索。他的喜剧创作在继承古希腊喜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兼具浪漫主义诗情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个伟大奇迹，成功展示了莎士比亚在描绘人性的深度与广度上的精湛功力，表现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与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深切关怀。

尤其是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具永恒魅力的人物，有“说不尽的哈姆莱特”之说。“说不尽”之根源，在于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身上留下的一个谜———复仇延宕之谜。剧中，这位丹麦王子反复声明 “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决定现在就干”，却迟迟不见行动。哈姆莱特拥有为王者卓越不凡的品质，勇武、果断，富于智慧，且深谙宫廷斗争。克劳狄斯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当克劳狄斯要借英王之手杀他之时，他就敏锐地觉察到英国之行有险，假扮水手，盗看国书，并将计就计，修改国书，反借英王之手杀掉背叛友谊的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就外部条件而言，哈姆莱特在民众与朝臣中拥有极高的威望，是 “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瞩目的娇花；时流的眼睛、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克劳狄斯始终忌惮这一点而不敢与他公然为敌。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阻碍哈姆莱特举起复仇之剑，莎士比亚出于什么原因套用了一个复仇剧的模型表现了一个 “不复仇”的反题？我们不妨从分析哈姆莱特与其他人物关系入手，探索其精神世界，来解析复仇延宕之谜，来追索哈姆莱特的魅力。

在该剧中，莎士比亚构筑了两个世界。一为以宫廷为核心的利益世界，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 （害）的，人在秩序与法则中生存，实现自己的欲求，它是世俗经验生活的缩影。甚至，它为人的欲求提供了一个更极致的情境，因其为人类世界权力 （欲望）斗争的中心。一为非利益关系的世界，可称为 “童真世界”。前者以克劳狄斯、波洛涅斯等君臣为代表，后者以乔特鲁德与奥菲利娅为代表。

哈姆莱特与利益世界关系如何？

先看看他与波洛涅斯的关系。波洛涅斯是丹麦王朝的重臣，老于世故。他深知利益世界的生存法则，并将其一一传授给儿女，令他们遵从。尤其是当他知道哈姆莱特爱恋女儿奥菲利娅的时侯，他教她故意拿起架子，不再与哈姆莱特见面。然后，波洛涅斯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在国王与王后面前将恋情公开。这一行为虽有些老谋深算的意味，但并无不当之处。哈姆莱特熟悉宫廷生活准则，耳濡目染权力斗争多年，对老臣波洛涅斯，应当是理解多于嫌恶，更何况他真心爱着奥菲利娅。然而，哈姆莱特一眼就看穿了波洛涅斯的目的，毫不掩饰对波洛涅斯行为的厌恶，对他嗤之以鼻，不光说他是兜售思想的 “鱼贩子”，是 “大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没有学会走路”，更将他比做因得上帝之助而击败敌人将女儿献祭的 “耶弗他”。对另一朝臣奥斯里克，哈姆莱特进行了更尖刻而辛辣的嘲讽。奥斯里克并非世袭贵族，而是一个 “乡巴佬”，凭着 “手中的良田万顷”爬到上流社会，哈姆莱特讽刺道，“一个畜生只要拥有大群畜生就可以爬到国王的餐桌上嚼草料”。

波洛涅斯与奥斯里克代表着丹麦宫廷朝臣的两股重要势力———世袭的贵族与新贵族 （因有钱而有势），哈姆莱特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宫廷朝臣中还有第三种人，无钱无势，单凭个人钻营挤进权力中心，莎士比亚安排了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代表第三种人，布置了三场哈姆莱特与他们的 “交锋”戏，颇富意味。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本是哈姆莱特儿时的好友，平民出身，在哈姆莱特装疯之后蒙丹麦王的召见，但两人都受过教育，都是聪明人，有野心，善于把握机会。他们一番审时度势之后，立刻抛弃友谊，忠心耿耿地替克劳狄斯办差，希望借此改变平庸的人生。第一次见面，哈姆莱特赤诚相待，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谨慎虚伪。哈姆莱特明知他们做了克劳狄斯的耳目，还是希望他们凭着多年的交情能够主动告诉他实情。他更担心朋友的处境，说道， “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而你们的消息是假的”，暗示丹麦的宫廷就要变成危险之境，他自己只是佯疯而已。倘若这二位真心关心并信任哈姆莱特，并不难揣测出他语中深意。然而，他们笃定哈姆莱特失宠，根本不将哈姆莱特的暗示放在心上，一心为自己打算。到第三次会面，二人依旧执迷不悟，哈姆莱特可谓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终于毫不留情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人臣子之荒诞本质，彻底否定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人生追求与理想的价值。

利益世界的最高统率者是丹麦王克劳狄斯，尚不知克劳狄斯谋杀父亲之前，哈姆莱特对他态度冷漠。就治国平天下而言，克劳狄斯并非庸才，登基之后，内政外交均得佳绩，而哈姆莱特对其的评语是 “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知晓克劳狄斯的罪行之后，哈姆莱特的态度由厌恶转为憎恨。他不仅嘲讽宫中权贵对克劳狄斯的态度，仿佛二者都是小丑，还暗示克劳狄斯费尽心机得到的王位毫无意义。在哈姆莱特看来，君王与朝臣之间只有相互利用的实质，就像“蛆虫与鱼”的关系一样。在以王权为中心的利益世界里，人与人相互倾轧，相互吞噬，作为国王，只不过是食物链中位置比较高的一环而已，当国王能够成就什么？无非个人或他人的赤裸裸的欲望而已。对哈姆莱特而言，众生梦寐以求的、至高无上的王权等同于虚无，在他眼中，国王只是一件东西——— “一件虚无的东西”。

显然，哈姆莱特与利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世界中，他孤独而痛苦。孤独是因为只有他是鄙视利益世界的运作规律，只有他厌恶在利益世界中竭力经营的人。痛苦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和这群人一样随波逐流，众人之欲求非我所欲，金钱、王权和所谓的英雄伟绩在他眼中都是虚无，无法成为他人生的终极意义。———原因何在？

哈姆莱特有一段包含热情和爱的颂词，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见， “人”在哈姆莱特眼中完美高贵，拥有自然美好的天性。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比任何人更看重人之真性情，人之美好，人之纯粹。他追求的不是利益世界中作为 “人”的秩序，而是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追求。然而，现实并没有为他提供超越世俗追求的土壤。利益世界中的人面目丑陋———叔父克劳狄斯弑兄篡位，行径卑鄙歹劣；两个朋友背弃友情，上下钻营；新贵奥斯里克虚伪愚蠢；波洛涅斯纵然爱儿女，却希望儿女能在他的经验中过一生。在哈姆莱特看来，这种爱并不纯粹，是社会范式中的爱。这群人在利害关系的结构中丧失了原初的真性情，在欲求中流失美好的天性，甚至犯罪杀人。而哈姆莱特天性敏感，善于洞察人心，那么，在这利益世界中，与他朝夕相处的人之丑恶在他眼里是被放大数倍的。对一个人文主义者而言，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世界形同虚无，哈姆莱特叹道：“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王子，哈姆莱特又不得不处于利益世界的中心，他的叹息有时便充满着绝望与死亡的气息，他反复呢喃着 “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莎士比亚在利益世界张扬着王子的痛苦与绝望，却又为他营造着一个乌托邦式的童真世界，以此将他生命的悲剧色彩渲染得更深。

奥菲利娅与乔特鲁德就是童真世界，她们是同一的。二人的共同特点是纯真，却不是至真与至美。因为童真的世界等同于孩童的世界，固然单纯，却脆弱无比，转瞬之间就被污害。她们从来不是成人，根本不懂利害关系与规则。奥菲利娅真心信任哥哥与父亲，无辜地做了利益世界的牺牲品。乔特鲁德丝毫不懂政治，为了有一个爱她、保护她的人，嫁给杀夫仇人，又被其害死。因此，童真世界从来不是独立的，它是利益世界的附属品，因其一瞬的纯洁而更具悲剧性。它看似美而纯粹，却只能显现一个虚幻的希望，根本无法安抚哈姆莱特孤独绝望的灵魂，让他在这里找到完美的人性以及人生的 “真义”。对此，莎士比亚构筑了哈姆莱特与童真世界复杂的矛盾关系来加以呈现。他一方面渲染了哈姆莱特对乔特鲁德与奥菲利娅强烈的爱，一方面又展现了他对于她们的嘲讽和折磨，最著名的对白当属 “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莎翁无意结构一个英明神武的王子如何运用谋略，揭露叔父罪行，快意恩仇的故事，而是使复仇成为结构意义上的主线，围绕着它，层层密布了哈姆莱特与众人的关系，来展现他深邃的心灵世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并不仅仅具有单一的心理特征，他的心理与精神构成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因为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复仇的延宕归结于他的犹豫，在剧本中亦不难找到哈姆莱特果决的时候。如果说在克劳狄斯忏悔时哈姆莱特一时犹豫没有动手，可他把波洛涅斯当做克劳狄斯时，又十分果敢地杀了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复仇的延宕归结于他的软弱，诚如别林斯基所言，他的意志是软弱的，可他的天性是坚强的，他为报父仇，杀波洛涅斯，他调整与奥菲利娅的关系，他装疯，他组织宫廷演出，他设计除掉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他与雷欧提斯决战无一不显示出一颗坚强心灵的力量。犹豫、忧郁、果敢、软弱、坚强、敏感都是哈姆莱特独特心理构成的显现，但不是主导特征，这些可以为复仇行动的延宕推波助澜，但均不是复仇延宕的本质原因。从对哈姆莱特与众人关系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心理与精神起主导作用的是思索特征，诚如杨周翰先生所言，哈姆莱特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他具有强烈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于是，在他看来，时代 “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整个世界也是一所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全都腐化、堕落了，包括他的母亲。他认为， “这个世界一万人中间不过只有一个老实人”，而他的母亲，“短短一个月以前，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可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人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他又拥有坚定的人本主义信仰，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论述过，而现实却如此残酷，使得人文主义理想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思想与意志的分裂，愿望与实践的分裂，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是哈姆莱特时时忧郁而犹豫的根本原因，也是复仇延宕的重要缘由。正是由于思索心理特征的主导，父亲被害这一骇人听闻的秘密揭露之后并没有使哈姆莱特的心理充满一种唯一的情感、唯一的思想———随时准备付诸实施的复仇，复仇的欲望并没有使他从内心中走出来，反而使他转向内心，在他心理唤起了对生存和死亡、时间和永恒、责任和意志薄弱等问题沉重而审慎的思考，灵魂上下求索的过程拖延了复仇行动。而当哈姆莱特如孤独的思想家一般，在利益世界、童真世界、宗教世界轮回一番，依然没有追寻到生存之价值或曰人生之终极意义之时 （并不是他不知道应该追寻什么，而是他无法在这个世界找到），人生和人本身都令他依然绝望如初，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么，复仇能改变什么呢？复仇又有什么意义？一如金钱、王位，那些尘归尘、土归土的英雄伟业一般虚无。

该剧完成于17世纪初期，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末期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夜，文艺复兴运动将欧洲带入 “人”之觉醒的时代，新的理想与观念冲击着旧的社会秩序，促使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导致文化与社会转型期的混乱与无序。剧中丹麦的宫廷世界即为转型期间英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缩影。朝中谋权篡位，人伦尽丧，厉兵秣马，阴谋野心，尔虞我诈，私欲横流。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莎翁借复仇之题，以复仇延宕之谜为契机，描写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追问与求索、痛苦与彷徨，乃至理想的最终幻灭，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一个人文主义巨子复杂与丰富的内在生命。哈姆莱特的悲剧形象将特殊的时代转型期中人之伟大与人之悲哀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所蕴含的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深刻反思之胸襟，它所蕴涵的对人类心灵家园的深切关怀之气度，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