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老舍-话剧读后感

老 舍 著

《茶馆》导读

赵建新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老舍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24年前后，曾著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我这一辈子》等名篇。

老舍的戏剧创作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从1939年开始，老舍先后写出了多幕话剧，如《残雾》、《张自忠》、《归去来兮》等，并与他人合作写了《国家至上》、《桃李春风》、《王老虎》等。这是老舍戏剧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四幕话剧《残雾》取材于抗战初期重庆的现实生活，讽刺了口头上喊着“抗战救国”实际上腐朽堕落、大发国难财的官僚。三幕话剧《面子问题》写一群国民政府的小官僚和公务人员蝇营狗苟，置抗战事业于脑后，各自为着“面子问题”吵闹的丑态。老舍这一时期的剧作，大都是讽刺喜剧，题材多选取抗战后方的各种生活，既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有对当时官僚机构的鞭挞，在当时的抗战戏剧中别具一格。

1949年12月，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进入他戏剧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先后创作发表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戏曲《十五贯》、《王宝钏》等20余部。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剧作比他抗战时期的剧作更加成熟了。在新时代、新生活的激励下，老舍不断进行新的创造和探索，使这个时期的剧作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但也有不少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应景之作，如《春花秋实》、《青年突击队》等。而《方珍珠》、《龙须沟》和《茶馆》等剧本，因为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对其表现的内容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写来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成功。

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从小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街头俚语了然于胸，幼年时又经常在北京的街头、茶馆、书场和戏院接受传统说唱表演艺术的熏陶，所以在老舍的剧作中，无不渗透着浓郁的北京市井文化的韵味。尤其是《龙须沟》、《茶馆》等剧作，老舍以纯正地道的北京话塑造人物，展示了特有的“京味”风格。

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纵跨晚清戊戌变法、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时代，每一幕写一个时代，采取“横断面”式的结构，截取茶馆掌柜王利发等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北京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茶馆》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明显的主人公。剧中三教九流几十个人物出入茶馆，作者均以生花妙笔赋予他们鲜活的性格，构成了形象鲜明的群体。裕泰掌柜王利发是剧中起统领作用的人物，他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能敏锐地洞察时代风尚的转变。在观众眼里，裕泰茶馆不只是个普通的茶馆，还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观众能从它的陈设布局的变化中洞悉到社会风云的变换。大幕拉开时，正值戊戌年初秋，康梁的维新已经失败。此时的掌柜王利发才二十多岁，刚从父亲手里接过裕泰茶馆，正是意气风发之时。相面算卦的唐铁嘴、说媒拉纤的刘麻子、靠洋人吃饭的马五爷、一心实业救国的秦仲义、胆小怯懦的松二爷、仗义执言的常四爷等轮番登场。在各色人物面前，王利发八面玲珑、巧舌如簧，使观众对这个自私但不乏善良的茶馆掌柜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境遇一目了然。第二幕转到十多年后，军阀内战，民不聊生。裕泰茶馆为避免淘汰，后面开了公寓，茶座换成了小桌与藤椅，外国香烟公司的美女广告画也取代了“醉八仙”。老裕泰新开张，一切都是新气象。但戏一开场，却是李三的一顿牢骚，接着便是巡警、大兵、吴祥子和宋恩子等的轮番盘剥，王利发是不停地拆了东墙补西墙，摁下葫芦起来瓢，改良后的老裕泰还未开张却已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第三幕开场时，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此时的裕泰茶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体面了，藤椅不见了，代之以小凳，房屋、家具都黯淡无光，一张纸条上写着“茶钱先付”四个醒目的字，表明老裕泰已是岌岌可危。但即使如此，王掌柜还是心存希望，力图使裕泰起死回生，于是便引出了小丁宝———王利发请来的女招待。聘请女招待来招揽顾客，这大概是王利发最后的“改良”举措了。如果说第二幕中裕泰是被人不断敲诈勒索而大厦将倾，那么到了这里，它则已纳入小刘麻子的“托拉斯”计划，被公然霸占了。

王利发大半辈子没忘的就是“改良”，总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卖茶不行就开公寓；公寓没了就添评书；评书不叫座想添女招待。他的“改良”从清末改到抗战结束，结果是“越改越凉”，最终也没有挽救茶馆的命运。王利发小心做人，谨慎做事，一辈子做顺民，认为按照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见谁都鞠躬、作揖，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但世事莫测，王利发的聪明和精打细算在黑暗的社会环境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力不从心。王利发不像秦仲义那样树大招风，怀抱济世救国的理想。他的愿望并不多，只是盼着生意兴隆，全家安康，但既便这样也无法满足。王利发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该贿赂的贿赂、该送包的送包，不像常四爷那样喜欢抱打不平、仗义执言，但既便如此，他也没有活路。王利发不像吴祥子宋恩子刘麻子之流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但偏偏自己不能像别人那样活得有滋有味……王利发想不通，想不明白，这个世道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好人没有出路而坏人乐逍遥？

裕泰茶馆几十年来一直在变，但有一样却一直没有变，就是那些“莫谈国事”的纸条。这是本剧中很有意味的一个道具，昭示着王利发的生存哲学，这是他多年来让茶馆和自己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真理”。但你不谈国事，国事却通过各种途径来主动招惹你：宋恩子、吴祥子总是能在各种政治势力中游刃有余，把裕泰茶馆当做谋得生存资本的据点；小唐铁嘴子承父业并发扬光大，把相面算卦发展成了三皇道，借在裕泰干杂活的康顺子攀龙附凤捞取政治资本；还有办“托拉撕”的小刘麻子，办俱乐部的沈处长，哪个和裕泰没有干系？王利发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却在裕泰无孔不入。剧中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或多或少地和政治时局发生着关系，以至于常四爷的一句“大清国要完”也换来了一年多的牢狱生活。在腐败、污浊的政治环境中，有谁能彻底摆脱它的影响？

《茶馆》中的贯串人物除了掌柜王利发外，还有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和旗人常四爷。王利发继承祖业，惨淡经营，在朝代更迭、连年动乱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压榨和盘剥下，最后万念俱灰；秦仲义变卖祖产开工厂，但经不起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业救国之梦烟消云散；常四爷先是身陷囹圄，然后参加义和团，只想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但最后也发出了“我爱咱们的国家，可谁爱我呢”的哀叹……最后一幕，三位老人重聚裕泰，心灰意冷，遍撒纸钱，自己祭奠自己，同时也是在祭奠一个时代的离去……

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剧作少有成功之作，《茶馆》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作者在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没有像当时的其他剧作一样，简单地以作者主观的政治热情取代人物客观的情感逻辑，真实地写出了特殊时代的人物命运。所以，当有人建议老舍用剧中人康大力参加革命为全剧主要线索发展剧情时，他说，那样写可能更像戏剧，但自己却不能采用，“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茶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这一点“新的尝试”。

《茶馆》是一出地道的京味戏。老舍以纯正的北京话塑造人物，精彩、简练、生动、传神，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剧中人物无论台词多少，都能做到“话到人到”，“开口就响”，“闻其声而知其人”，真正达到了性格化语言的境界。例如剧中的马五爷只有一次出场，台词共三句，开口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便把一个吃洋教的以势压人、威风八面的恶霸形象勾画出来。

1958年3月，《茶馆》在北京人艺首演，导演焦菊隐、夏淳，主要演员有于是之、郑榕、蓝田野等。《茶馆》浓郁的“京味”风格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对“人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茶馆》也是中国话剧第一次出国演出的剧目，为中国的话剧艺术带来国际性的声誉，成为中国话剧的典范之作。正如曹禺所说：“这种荣誉首先是老舍先生的。老舍这样的经典作品，才使北京人艺极具才华的戏剧艺术家们纵横驰骋于世界舞台，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