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老妇还乡》迪伦马特-赏析

〔瑞士〕迪伦马特 著

叶廷芳 韩瑞祥 译

《老妇还乡》导读

杨晓云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1921—1990），是瑞士当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曾获西德曼海姆城颁发的席勒奖金以及美国剧评界奖金，被西方评论界誉为 “布莱希特死后最重要的戏剧天才”。

1946年，迪伦马特完成第一部剧作 《立此存照》后开始专业写作，此后，他共发表了30余种戏剧作品。这部 《老妇还乡》（1956）是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佳作，也是最负盛名、最能代表迪伦马特风格与技巧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 “现代的经典剧”。

迪伦马特的创作并不因袭传统，而是在革新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时人称之为 “悲喜剧”。这种 “悲喜剧”的创作主张在他的 《戏剧问题》等代表性理论著述中多有阐述，而且，迪伦马特也持续不断地用戏剧创作实现着这种主张。迪伦马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纯悲剧不再切实可行。因为悲剧的先决条件———肢体齐全的、个体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和严肃完整的道德观均荡然无存。现代世界的特征是肢体不全、个体贬值、混乱无序、荒诞不经，只有喜剧才能使之具体可见。虽然，“纯粹悲剧”已失去诞生的土壤，但剧作家可在喜剧中找到悲剧的因素。体现在戏剧创作中，就是 “情节是滑稽的，而人物形象则相反，常常不仅是非滑稽的，而是悲剧性的”，他的 “悲喜剧”创作往往关心人类悲剧性命运与现代人在物质世界中荒诞的处境等严肃命题，并善于构建荒谬可笑、怪诞不经的戏剧情境去体现。

“怪诞”是迪伦马特经常使用的创作手法，也是 “迪伦马特”式悲喜剧的重要特征。所谓 “怪诞”，是一种将现实中的普遍事物加以变形、夸张，使之怪异、荒唐的艺术手法，是迪伦马特独特的喜剧表现手段。迪伦马特以 “怪诞”造成戏剧情境、人物、情节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他认为， “怪诞”能够 “抓住时代的、尤其是当前的问题”，因为它是 “一种极致的风格，一种突然出现的形象化的东西”，它可营造极致的情境从而塑造更独特的人物，反映人类生活中更本质的问题。

《老妇还乡》采用的是女性复仇的古老故事模型，讲述的是一个曾被恋人残忍抛弃的女子，当红颜白头、衣锦还乡之时，用可以拯救全城人生活的巨款买一条人命的故事。该剧是一部迪伦马特式“怪诞风格”浓郁的作品，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情境与人物。

其一，该剧的戏剧情境具有浓郁的怪诞色彩，有力地凸显了主题。

《老妇还乡》的时空环境是当代、居伦城。这个小小的城市不知道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而且穷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大幕一打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城市，一个同样破败不堪的火车站”，所有的公司都破产了，所有的工厂都倒闭了，城中一个富裕甚至小康的家庭都没有，居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后税务官要把整个城市都扣押下来，而市长幽默地回应，扣押下来也没用，就连最值钱的历史博物馆在三年前就已经被卖到美国去了。可见，剧中人物的生存环境被极致地夸张变形。而就在居伦人处于这样的境况时，克莱尔回乡了，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要与居伦人做笔交易，用自己三分之一的财产买旧时情人的一条命。她要求“居伦城谋杀一个人”，用这个人的尸体来换取繁荣。当年，克莱尔被伊尔抛弃、诬陷，被迫离开居伦城，的确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此时，克莱尔衣锦还乡，要求居伦人还她一个公道，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实现这个要求的方式却是极不合理的，更何况就常理论之，伊尔罪不致死。显然，这一事件亦具有极大的夸张色彩。

剧中富于怪诞色彩的人物关系是以克莱尔为中心纽结而成的。如克莱尔与丈夫的关系便被极端夸张。她走马灯似地更换丈夫，前后共换了九任，在居伦城就换了两任。克莱尔对他们没有基本的爱与尊重，只把他们当做摆设看待。克莱尔与居伦人的关系亦具有较强的假定性。克莱尔说道，“以我的经济能力，我可以重新安排世界的秩序。这个世界把我变成了一个娼妓，我就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妓院”，居伦是她的目标。她毫不怀疑自己对居伦人命运的掌控能力，当交易被市长严词拒绝之时，克莱尔只是淡淡地说道，“咱们走着瞧”。克莱尔对居伦人而言强大如命运女神与复仇女神，居伦人对克莱尔而言渺小如实验室笼子里的小白鼠。这对怪诞的人物关系因具有怪诞风格的特定事件的带入而更为形象化。

一言蔽之，《老妇还乡》的戏剧情境是居伦城在赤贫的处境中可以用伊尔的性命换得十亿的巨款。这一情境是迪伦马特心目中现实世界的象征。居伦人均非“恶人”，而是普通到“完全与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屈服是可以理解的”，换作现实中的我们也许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只不过你我恐怕一生难以遇到相同极致的情境而已。随着情节的进展、情境的演变，居伦城的人道主义、仁爱等高贵传统一点一点地瓦解粉碎，而伊尔却经由“恐惧—痛苦的思索－忏悔”的心理历程重拾了人性中的崇高和美好。这渗透着迪伦马特对现代人在资本世界中境遇的深刻思考，象征着现代人充满悲剧性的矛盾境遇———人类在追逐财富、资本的过程中，高贵的精神与心灵的美好渐渐遗失。这是迪伦马特式的世界性主题。

其二，该剧的人物富于浓郁的怪诞特征，讽刺与象征意味浓重。

克莱尔是主要人物之一，迪伦马特以夸张之法，赋予克莱尔以怪诞色彩。这个人物的身体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割得七零八落，又由贵重的象牙重新组合而成，四肢可以拧上拧下，早已丧失常人的血肉之躯。但是，也正是这个女人，拥有的经济能力可以重新安排世界的秩序，世界银行的总经理随其调遣，某些国家元首也要对她极尽巴结。她行事极端乖张跋扈甚至凶残，正是她如囊中取物般夺走了伊尔的性命，正是她随心摆布居伦官民，正是她重新安排了居伦城的“秩序”。克莱尔形象的怪诞色彩中透露出浓烈的象征意味，她象征着金钱或资本力量。迪伦马特称她为“石化偶像”。

克莱尔形象虽然是怪诞的，具有极大的假定性，却仍不失具体性，甚至具有某些感性色彩。从三场克莱尔与伊尔的对手戏中，我们发现，过去的克莱尔虽然有些野，有些任性，但她充满活力，热爱生活，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心中的爱与希望十分动人。然而，在金钱与资本蔓延的世界中，克莱尔身上美好的人性一点一点磨损失去，曾经花一样纯洁美好的女孩变成一个漫画式的“恶徒”，一个“石化偶像”。两相对比，这种“异化”催生了我们心中的同情与怜悯、恐惧与伤感，也令这一怪诞的形象透露出淡淡的悲剧意味。

其他的次要人物如克莱尔的几个随从，托比、洛比、柯比、罗比，迪伦马特赋予他们的外部特征、语言、行动以怪诞色彩。他们作为克莱尔怪诞形象的补充，进一步突出全剧的怪诞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迪伦马特的作品中，“怪诞”风格形态中的内质是现实主义的，可以说迪伦马特的剧作乃是现实主义戏剧在当代的变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位瑞士大作家在当代剧坛颇具代表性。

《老妇还乡》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克莱尔与居伦城交易的对象———伊尔。这个人物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写法，风格化与象征色彩并不浓重，而是切实可感的人物形象，也是是全剧主要的悲剧人物。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他的悲剧性。

伊尔出场伊始，颇有几分缺心眼式的喜剧色彩，他脑子简单、不善思考，对克莱尔的到来怀着巨大热情，早把自己多年前的罪行忘得一干二净。克莱尔来之后，他百般巴结，竭力做出一副余情未了、含情脉脉的姿态，当克莱尔宣布“交易”内容，举座皆惊，而他的反应却如受委屈的孩童一般，之后更坚信“整个居伦城都站在我这边”。然而，在克莱尔公布“交易”内容之后，伊尔的命运发生激变。他先丢掉了接任市长的大好前程，而后遭到全城人包括骨肉血亲的背叛，最终落得被杀的悲惨结局。在特定的情境中，伊尔形象的喜剧色彩完全褪落，迸发出强烈的悲剧感，其悲剧性在第二幕戏中凝结，在第三幕中完成了升华。

第二幕中，伊尔对居伦民众的良心与仁爱寄予厚望，然而这良心与仁爱如同纸薄。居伦人一边拼命赊帐，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一边宣称伊尔是“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就站在您一边”。伊尔内心的恐惧渐渐扩大，因为“全城的人都在赊帐，用赊帐的办法来提高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杀死我的必要”。伊尔决意反抗，他四处求援，却孤立无援，代表法制与政权的警察与市长冷漠的承诺比众人脚上的新鞋更令他恐惧，他感到一场集体谋杀就要来临。但是，伊尔不甘心束手待毙，决意逃走。然而，全城的居伦人都来到火车站为伊尔送行，一边说着“一路顺风”，一边密实地围住了他。这场群戏为第三幕居伦人的心性与人性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赤裸裸的恶变作了极为精彩的铺垫：

伊 尔 你们为什么都围着我？

市 长 我们根本就没有围着您嘛。

伊 尔 让我走！

教 员 但我们并没有不让你走呀。

众 我们没有不让你走，我们没有不让你走！

伊 尔 你们总会有一个人把我拉住的。

警 察 胡说。您只要一上车，就会知道您是不是在胡说。

伊 尔 你们都给我走开！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有几个人站在那里，把双手插进裤兜里。

还有什么比众人施加的强大的精神压迫更令伊尔恐惧，伊尔终于崩溃。

第三幕中，迪伦马特加大了金钱与巨大的物质诱惑对于人的精神与心灵戕害的力度，亲情加入了在10亿巨款的诱惑面前溃败的队伍中。第三幕一开场，我们便看到伊尔太太不再忧郁，风风火火地操持着小店的生意，并给自己添置了昂贵的皮衣；伊尔的儿子新买了名牌小轿车；伊尔的女儿上英语与法语进修班，闲时打网球。这意味着连他的至亲都接受并默许了这场交易。家人中谁都没有对伊尔的命运感到忧心，大家和往常一样谈论着天气、生意、城中的新气象等。在居伦人将制裁伊尔的“罪行”，决意剥夺其生命的情境中，迪伦马特所描绘的几幅普通家庭生活图景，令人观后倍感辛酸与沉痛。然而，伊尔的心灵反而宁静了。他平静地对待家人的“背叛”，丝毫没有怨恨，对白中充满了温和的爱。历经痛苦的心路历程之后的伊尔宛若新生，他战胜了懦弱、绝望与恐惧，重新审视自己的错误，愿意为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当居伦人人人将人道主义弃之如敝帚之时，伊尔经历心灵的苦斗而重新获得它；当居伦城的“宝贵传统”分崩离析之时，伊尔擦亮眼睛，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交换一个真正的公道。于是，我们看到他坦言，“实在说，一切都是我的错”；他拒绝市长“自杀赎罪”的提议，回敬道，“现在你们必须充当我的法官，无论怎样审判，我都服从你们的判决。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公正，至于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得而知。……你们可以杀死我了，我不抱怨，不抗议，不自卫，但想要我免掉你们的宣判，这我做不到”。公民大会上，全城人颂扬克莱尔的捐款，伊尔沉默不语；他拒绝牧师的祈祷，并告诉牧师要祷告当为“为居伦城祷告”；他起身向死亡慢慢走去……迪伦马特称伊尔的死“表现出一种伟大的精神”，的确，当金钱和物质诱惑着人类丧失美好的心灵与高贵的精神之时，伊尔以死为坚守。他的这一选择在“黑暗”的居伦城中，绽放出人性之光，尽管微弱，却足以令犹豫的那群人再度看到希望，也令我们看到希望。伊尔之死所彰显的庄严令其悲剧意义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