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等待戈多》赏析

〔爱尔兰〕塞缪尔·贝克特 著

施咸荣 译

《等待戈多》导读

汪余礼

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20世纪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906年4月13日出生于爱尔兰一个新教家庭，1927年毕业于爱尔兰三一学院，1928年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讲师，1932年起先后在法国、爱尔兰、英国和德国漫游。约于1937年，贝克特在巴黎街头被一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捅了一刀 （刺穿肺部），切身感受到人生世相之荒诞。二战期间，贝克特为避祸隐居乡村，在一农场当雇工；战后回到巴黎，潜心创作，陆续推出一系列有影响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代表作 《等待戈多》1952年发表，1953年1月5日在巴黎巴比伦剧场首演，引起轰动，接着创下连演400多场的记录。后来此剧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从西方到东方的20多个国家上演，引起连续不断的巨大反响，成为二战后西方戏剧的一大奇观。1969年，贝克特 “因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一部经典性作品，《等待戈多》自问世以来一直像个谜一样诱使人们去做种种探讨与阐释。戈多是谁？等待何为？半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贝克特本人曾说 “该剧竭力避免明确界定。”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一书中也说：“通过确定戈多的身份以便设法实现清楚而肯定的阐释，到进行批评性分析，其愚蠢性恰如刮掉伦勃朗一幅油画上的油彩以便发现隐没在画上明暗后面的清晰的轮廓线一般无二。”可是，他自己经过一番探析后得出结论说：“通过贝克特本人提供的证据及剧本本身，看来可以清楚地确定的是，《等待戈多》写的是通过恩赐的作用而希望获得拯救。”真可谓知其不可说而说之。由此，我们每个读者也不妨从自己的观剧体验出发，对之作出自己的理解或阐释。

《等待戈多》一剧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但有它独特的戏剧情境。幕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场景是：“乡间一条路。一棵树。黄昏。爱斯特拉冈坐在一个低土墩上脱靴子。”接着，弗拉季米尔过来和他闲扯。听他们扯了半天，我们了解到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像是老朋友，又像是同性恋；他们生活潦倒，像是两个乞丐，又像是两个流浪汉；这个黄昏他们像是偶然遇到一块，又像是预先有所期许；弗拉季米尔像是有心来此等待戈多，爱斯特拉冈脑子里则好像没有 “等待戈多”这回事。但这一切都只是 “像”而已。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究竟是什么关系？很难说定。他们所等待的那个戈多是谁？他到底会不会来？对此他们心里都不清楚。这就构成一种特殊的戏剧情境：暮色苍茫，两个流浪汉 （姑且这样说）在某一荒村的小路上等待着什么；这里除了 “等待”本身是确定的，等待的主体、等待的对象、等待的原因、等待的目的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质言之，这一情境已失去具体性和确定性，本身就让人感到困惑、迷惘。作家之所以营构出这样一个情境，也许是以此隐喻那种充满了太多不定性因素、令人常常惶惑不安的人类生存处境。

与剧中情境的不定性相一致，《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也是很难定性的。如果我们如杜那休一样认定弗拉季米尔是哲学家，爱斯特拉冈是诗人，或者如艾斯林一样认为弗拉季米尔比较实际、爱斯特拉冈喜欢梦想，那么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在剧中，人物有时是其所是，有时又是其非是，飘忽不定，令人费解。事实上，作家无意于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而只是借这些不确定的人物传达出对人生、对人性的复杂体验与认识。在他这里，“一切人都是一个人”；他在创作中不能不通过 “分身术”写出不同的几个人，但这几个人的不同性格与心理其实完全可能潜在于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感觉像是一种复杂性格的不同倾向在互相对话；甚至波卓和幸运儿，他们本质上完全可以 “换位”，没什么两样；而且，这四个人本质上是相通的。下面做一扼要分析。

总体说来 （当然也是 “强言之”），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很多时候是同声同气的 （他们的很多对话是互补性、趋同性的，像是一个人对一个对象作多方面描述），但他们仍有很多不同之处。大致而言，弗拉季米尔喜欢沉思，心绪渺远，像思想者；而且性情温和，乐于助人，像个父亲。而爱斯特拉冈关心小事，有小聪明，像小百姓；有时性情急躁，闹闹嚷嚷，像个孩子 （或者说像女人）。比如，弗拉季米尔心中常思 《圣经》，琢磨着 “为什么四个写福音的使徒只有一个谈到有个贼得救呢”；他意识到自己需忏悔，并一直坚持等待虚无缥缈的戈多；当波卓摔倒喊 “救命”时，他认为 “应该先帮助他一下” （爱斯特拉冈则认为 “应该先跟他要骨头”），不多久他就首先去帮他了。不过，当爱斯特拉冈在叫 “我的脚！帮助我！”时，弗拉季米尔却在那里反省：“别人受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睡觉？我现在是不是在睡觉？”反思多于行动，这也实在是这类思想者的通病。而爱斯特拉冈呢，他总忘不了让他的腿脚舒服、肚子填饱，而且生起气来像个女人。比如在第二幕，他听到弗拉季米尔一个人唱歌，觉得伤心透了，当弗想拥抱他时，马上丢给弗一句： “别碰我！”弗跟他搭话，回应道： “别碰我！别问我！别跟我说话！跟我待在一起！”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但他自有他的聪明之处：尝试上吊时他能讲出弗拉季米尔想不出来的道理；戈多久等不来，他忽发奇想：“难道咱们没给系住？”这实在是只有作为 “她”的他才能想出的妙法；波卓喊“救命”时，他不慌不忙，趁机跟他讲条件，要代价。脑子里时刻有个小算盘，这可以说是一些平民的共性。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弗拉季米尔有时对可怜的幸运儿也气势汹汹，对爱斯特拉冈那些趁机勒索的主意也表示赞同；而爱斯特拉冈有时简直像智者一样能敏锐地看出 “人们都是没知识的混蛋，像猴儿一样见什么学什么”。总之很难 “明确界定”。或者说，他们本是互渗互通的，以一种个别的形式显示着同一人性的不同可能性。

就是这么两个人，在路边或站或坐，一边闲聊漫谈，一边等待戈多。忽然路上一前一后走来两个人：前为奴仆 （幸运儿），后为主人 （波卓），中间一根长长的绳子。作家为什么让他们出场？也许是为了让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对象上看到自己，让观众看到同一人性的更多可能性，让人们明白为什么不能不等待戈多。剧中，波卓颐指气使，拿着鞭子，抖着绳子，唤着 “猪！猪！”，像使唤牲口一样叫幸运儿干这干那。在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面前，则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摆足了臭架子。这其中有一个细节惊心动魄：波卓吃完笋鸡，将骨头扔在地上；幸运儿看见地上的鸡骨头，贪婪地瞪着它们；爱斯特拉冈也瞪着鸡骨头，并怯生生地问眼前这位老爷是不是不再需要这些骨头了；波卓说 “在理论上，骨头是应该给跟班吃的”，叫爱斯特拉冈去跟幸运儿要；爱斯特拉冈恭敬地问幸运儿要不要那些骨头；波卓开心极了，在幸运儿 “不作声”时就对爱斯特拉冈说“它们是你的了”；爱斯特拉冈一个箭步蹿上去，捡起骨头，马上啃起来；波卓说“我不喜欢这样”；弗拉季米尔勃然大怒，说 “真可耻！”。的确，没有什么行径对人性、对人类尊严的羞辱与蹂躏比这更让人愤怒的了！更可悲的是，人们似乎习惯了，麻木了，为奴者 （如幸运儿）仍然生怕做不成奴隶，非奴者 （如爱斯特拉冈）似乎还很想尝尝做奴隶的滋味 （接替幸运儿的职位）。这里，以爱斯特拉冈为中介，波卓、幸运儿与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连通了。爱斯特拉冈骨子里奴性十足，跟幸运儿没什么两样 （与其奴性一致的是，他们一旦有机会欺负别人，则十分傲慢、凶狠，就跟波卓一样）；波卓虽然清楚 “我本来很可能处在他 （指幸运儿）的地位，他也很可能处在我的地位”，但仍然不把幸运儿当同类看待（他如果命运不好，沦为奴隶，恐怕也就跟幸运儿一样）；弗拉季米尔虽然清醒些，一遍遍愤懑地望天询问：“夜难道永远不降临了？” （好比问 “人难道永远无可救药了？”），但他有时也站在波卓的立场上训斥幸运儿。这种种情形，在生活中某一个人身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即随便 “某一个人”身上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人性沉沦的可能，或者不能从小我走向大我，真正超越自身的渺小性、卑微性（当一个人没有把他人看作一个自己、一个与自己相通的人平等地对待，而是崇仰、膜拜或轻视、奴役他人时，那么不论他的现实处境如何，都只能说明他还没有超越自身的卑微性）。在剧中，至少波卓、幸运儿、爱斯特拉冈对其自身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缺乏透彻认识的，在人性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因而都是需要救赎的。较清醒者 （如弗拉季米尔），心中存着丝丝缕缕的悲悯、信念与希望，正是他，始终不忘等待戈多。

戈多还来不来呢？在第一幕结尾，一个小男孩来报信说： “戈多先生要我告诉你们，他今天晚上不来啦，可是明天晚上准来”。于是有了第二幕，“次日，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又在等待戈多。这次，他们感觉时间更难打发，以试穿靴子、不停地扔帽戴帽、演戏、互相谩骂、做体操等消磨时间。终于又见到波卓和幸运儿：他们已经一个瞎了，一个哑了，而且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了。哑巴奴仆领着瞎子主人走路，这可谓是现代社会中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久小男孩又捎信来：“戈多今天晚上不来啦，明天准来。”真是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两个流浪汉悲极想死，但上吊不成，只好说 “咱们走吧”。可他们的身子 “站着不动”。为啥不动？也许还是忘不了戈多。可以想见，他们次日晚上还会来等。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性中邪恶、卑劣的因素充分暴露出来；战后对未来人生、人性悲观绝望的情绪几乎笼罩着整个欧洲。越是绝望的地方越需要信仰。可是目睹了一系列残酷现实后人们已清楚，所谓希望是多么渺茫、多么不确定，以至希望、信仰本身都显得荒谬。如果说戈多的本性是不来，那么人的本性是希望得救，于是 “等待”便日复一日，不能终止。什么能真正确定呢？ 《圣经》里不是说 “两个贼有一个得了救”吗？

贝克特是敏感、真诚、执著而平和的，他以其艺术家的触须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将它以一种几乎非此不可的形式恰切地表达出来。他有他的愤怒、绝望与悲哀，但仍然有他的信念、希望与爱愿，并最终在作品中传达出对现代人深层的人文关怀。也许正由于此，他的作品能 “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