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四郎探母》介绍

《四郎探母》导读

贯 涌

《四郎探母》是京剧传统戏中，非常精致、非常优美，极具艺术魅力的代表作品之一。

《四郎探母》，又名 《探母回令》，故事略见于明代小说 《杨家府演义》。作者不详。道光二十五年 （1845）刊本 《都门纪略》，有六大戏班十六位演员擅演《探母》的记载，据此推断，此剧编撰登场当在道光中前期，而道光中后期已经成为各班争演的流行剧目。

明万历三十四年 （1606）刊行问世的 《杨家府演义》，有这样的描写：四郎延朗在幽州昊天寺为掩护宋太宗而被俘，引颈待斩，毫无惧色。萧太后见其英俊壮烈，欲以琼娥公主招赘。延朗思忖，姑且从之，以图报复。于是，拆开杨字，自称姓木名易，与公主成婚。后来，辽宋交兵，四郎为内应，助弟六郎破敌灭辽，萧后自尽。四郎引公主来见令婆，称： “此女性颇温顺，儿得她看承，未尝少逆。”令婆喜甚，曰： “亦汝之前缘也。须信赤绳系足，仇敌也必成就。”通过萧后与公主善待四郎，佘太君深信 “仇敌也必成就”等情节描写，小说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民族融合的倾向，但其中心依然是杨家将传说故事所秉承的民族仇恨、民族战争的主题。到了清代中叶，国家大一统局面以及多元文化结构已经形成，在民族统一、民族认同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民族团结显然要比民族仇恨、民族战争更为重要。于是，脱胎于 《杨家府演义》的 《四郎探母》，以四郎延辉思亲探母的核心内容，置换了原作中四郎延朗充当内应、破敌灭辽的情节，更别出心裁地塑造了通情达理、助夫探母的铁镜公主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确立了讲亲情、求亲善、消仇隙、罢干戈的主题。

《四郎探母》在剧作上的特点是，政治内容伦理化，战争题材人情化。

剧作描写的杨四郎，是一个在战争环境中被情感煎熬的痛苦的灵魂。他在辽邦贵为驸马，其心境却如 “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十五年来 “每年间花开心不开”；一场战事将临，他困坐宫院 “思老母肝肠痛断”；见到了老母，“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他沉痛自责；拜六弟、拜二贤妹，谢他们代己尽孝———他也深感 “愧煞”；到原配妻子，“夫妻们只哭得肝肠坏”———十五年离情别恨难以言说；“辞别老娘回北塞”———他有多少 “舍不得”，“若不回去，可怜你那藩邦媳妇、孙儿，俱受那一刀之苦”，去留两难——— “杨四郎心中似刀裁”；返回辽邦，面对死刑，“夫妻们见一面死也甘心”———他又是满怀愧疚！如此境遇，这般的情感波澜，充分揭示了人伦之爱、人之常情。

在 《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的艺术形象光彩夺目。铁镜公主以 “金枝玉叶”之尊，下嫁被俘的一名宋军将官。她对这个俘虏丈夫，毫无鄙夷之意，更多敬重之情。四郎因思亲忧闷，她猜是什么原因，首先猜的是 “莫不是我母后将你怠慢”？惟恐四郎受了委屈。当四郎吐露了真实身份，她立即恳请四郎 “早晚间休怪我言语怠慢，不知者不怪罪你的海量放宽”。身为辽邦统治阶层重要成员，全无强权者的高傲，竟能跳出民族相仇的樊篱，跃上民族相敬的思想境界，难能而可贵。当送别四郎过关探母之际，她向丈夫表示：“驸马，此番见了我那婆婆，就说胡地儿媳，有不孝之罪了！（唱）铁镜女泪涟涟，尊一声驸马听我言。此番见了婆婆面，与我带上几句言。儿愿婆婆康宁健，儿愿太君富寿年……”她的自我感觉，不是什么契丹族的公主，实实在在的倒是汉家儿媳，并且有的是一个儿媳在民族矛盾阻碍下不能略尽子媳孝道的痛苦心情。在她看来，杨四郎探母这一行动天经地义，完全合理，毫无过错，据此问罪完全是 “母后的不是”，再三向四郎赔礼道歉。当萧后警告四郎：“再若探母，提头来见”的时候，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的铁镜公主，转脸却对四郎讲：“母后命你把守北天门，你可要好好当差，再要是回营探母啊———可想着早点回来！”与其说是告诫，不如说是鼓励。这感情炽烈而富有幽默感的话语，把一个质朴、纯真的契丹女子，期望辽宋通好的美好心灵，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作者笔下，铁镜公主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可爱、精神美好、品行端庄的典型。当她突然得知结婚十五年的丈夫居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马上发作起来，确实显得相当骄矜；但她一旦了解到杨四郎的本来面目，则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维护这个宋朝名将、本国敌手的安全，又显得那么敦厚善良。四郎探母，苦于没有过关的令箭，她主动承担盗令的使命。虽然担心四郎一去不返，自己将失去丈夫，并有可能连同孩子一起丢掉性命，还是毅然决然地冒死盗令，为帮助四郎实现探母的愿望，甘愿做出自我牺牲。在银安殿上，她巧妙从容地赚得令箭，当萧后查明真相要斩四郎之际，她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大胆辩护。作品从各个侧面，生动地表现铁镜公主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妇女特别突出的有见识、有气度，既善良又勇敢、既贤慧又坚毅，富于内在美的品格。这位公主是一个十分可亲可爱的人。

近人张古愚评说：“京剧剧本，最具人情味的，当推 《四郎探母》。仅仅一日一夜的时间，把夫妻、母女、婆媳、兄弟、母子、叔侄、兄妹、郎舅等之间亲情关系，特别是老祖父对下代的关切，老外婆对外孙的溺爱，都描写得细腻入微，真实无比。此戏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安排，总之是台上所见到的一切，无不落在一个 ‘情’字上。……因一个 ‘情’字，一切 （矛盾）都化解了，悲剧转而为喜剧了，广大观众看到这里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见 《京剧丛谈百年录》284页）

概括来讲，京剧 《四郎探母》的剧作特点，就是政治内容伦理化，战争题材人情化。

在艺术上，《四郎探母》的情节结构跌宕有致，人物心理刻画生动细腻，唱段安排严整巧妙。仅就 “别家”一场来讲，这场戏之所以俗称 “哭堂”，只因为四郎要重返北番，一家人抱头痛哭，“哭”是核心内容，“哭”是表现手段。剧作极其大胆地一连用了八个 【哭头】，接下来四句别样哭法——— 【反西皮散板】，中间又穿插太君、六郎、八姐九妹、四夫人等再三再四的 “哭唤”。哭得多样，哭得动人，哭成一片而绝不使人厌烦。章法之圆美，传统程式运用之娴熟，展现出很强的功力。《四郎探母》注意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人物的复杂情感；尤其是它那些善于抒情、优美流畅的唱腔，更是脍炙人口。

《四郎探母》作者不详。据齐如山 《京剧之变迁》一文称：清道光、咸丰年间名须生张二奎据全部 《雁门关》八郎探母事改编，但是缺乏确证。不过，这一说法或许可以表明，张二奎及其领衔的四喜班是 《探母》的首演者。

关于 《四郎探母》的思想评价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很大争议。批评的论点集中在 “杨四郎是个甘心事敌的叛国者”。《四郎探母》 “用伦理之爱来美化变节者的灵魂”，“这正是超阶级的人性论的典型表现。”（见李希凡、何为、朱颖辉等相关文章）关于 《四郎探母》的论争，“是当代戏曲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出来过一次又一次批判 《四郎探母》的高潮，也还有过禁止演出或变相禁演的情形。进入20世纪90年代，批判的声浪逐渐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