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九江口》介绍

范钧宏改编

《九江口》导读

陈培仲

在20世纪50年代以整理改编传统剧目著称的戏曲作家中，曾有“南陈北范”之说。“南陈”指陈仁鉴，善于对传统剧目进行“脱胎换骨”，使之起死回生，其代表作为《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北范”指范钧宏，长于对传统剧目进行细致微调，使之锦上添花，其代表剧目如《杨门女将》、《九江口》。

范钧宏（1916—1986），北京人。从小喜爱民族艺术，曾拜谭派名师陈秀华学习京剧，18岁正式下海成为专业京剧演员，一度组班演出。这段粉墨生涯，使他熟悉舞台，熟悉戏曲表现手法，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1949年之后，专门从事戏曲创作，曾任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组长。他一生改编、创作近40部作品（包括与人合作），不少成为风行京剧舞台的保留剧目，如《猎虎记》、《除三害》、《强项令》、《杨门女将》、《满江红》、《九江口》、《白毛女》等，不少京剧名家和后起之秀从中受益。其部分剧作收入《范钧宏戏曲选》、《范钧宏吕瑞明戏曲选》中。他不仅是优秀的戏曲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戏曲理论家。他先后发表过数十万字论述自己创作经验体会和探索戏曲编剧规律技巧，结集出版了《戏曲编剧论集》、《戏曲编剧技巧浅论》等专著。晚年他应邀到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不少省市去讲学，为培养青年作者付出大量心血。1986年9月24日，他带病参加在承德市举行的华北五省（区）市戏剧理论研讨会，在作《紧跟时代步伐，符合戏曲规律》的学术报告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溘然长逝，为戏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翁偶虹先生在挽联中，将范钧宏的剧作嵌入其中，表达了对故友的缅怀和敬意：“猎虎三座山，初出茅庐卧薪尝胆，正喜玉簪辉强项；牧羊九江口，点将杨门锦车持节，陡惊春草萎雪原”。

《九江口》本事见《英烈传》、《平汉录》、《七修类稿》、《明史》等书，京剧剧本载《京剧丛刊》第十八集。范钧宏改编时，将原剧二十三场压缩为十五场，并取消了张士诚一条线，增写了第三场“渡江”和第六场“闯宫”，其余场次、关目大体保持原本风貌。其故事梗概为：元朝末年，金陵朱元璋与北汉王陈友谅相争，陈派胡兰去姑苏约张士诚合攻金陵，并迎请其子张仁与己女完婚。胡兰假扮商人，返程路过金陵被擒，归降朱元璋。朱元璋军师刘伯温命华云龙扮作张仁，随胡兰前往诈亲，陈信以为真。元帅张定边看出破绽，严刑拷问胡兰，胡一一招供。张向陈禀告，陈不听。华云龙骗得陈友谅信任，并与陈女成婚。张不得已再闹花堂，被摘去帅印。陈另命陈友杰为帅，按期发兵，正中朱元璋之计，几乎丧命。幸得张定边假扮渔翁，在九江口驾舟接应，陈友谅方得脱险。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集团之间的争斗和战争，很难有正义与非正义。根据这个特定的题材，范钧宏不对敌对双方作历史的、道德的评价，不偏向于某一方，而以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着重刻画在那种风云变幻时代交战双方的杰出人物，突出描绘张定边、华云龙之间旗鼓相当的龙争虎斗，以及陈友谅因主观轻信，贪功拒谏而招致失败，从而从战争得失的角度引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老本《九江口》基础相当不错，充满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斗智色彩。但剧中主要人物张定边显得不够饱满，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没有写好张定边的主要对手，使张定边的智谋和胆识得不到更好的发挥。范钧宏在仔细摸了原本的“底”之后指出：“从原本中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前辈作者未尝不想把矛盾冲突写得更激烈些，把张定边的性格写得更鲜明些，把他的行为写得更主动些，因此就以很大的笔力从正面描写张定边。可惜的是，他没有从华云龙和陈友谅身上多作一些反面文章，把张定边的性格光辉烘托出来”。针对原本中的这种不足，范钧宏在改编时，加强了对华云龙、陈友谅的性格刻画。改编本削弱了陈友谅性格中颟顸、昏聩，甚至滑稽可笑，一味庇护“女婿”的一面，而着重批判他主观轻敌、贪功拒谏的弱点，以增强张定边在这场智斗中的阻力，以内部矛盾烘托敌我矛盾。对于华云龙则以浓墨重彩加以描绘，他不但以其丰采、才华，博得了陈友谅、王妃和公主的好感、欢心，增强了他在斗争中的有利地位，更以其巧言善辩、机警过人周旋于对手之间。特别是通过“席前三盘”、“闯宫对质”等重点场次，几次将孤身虎胆、深入敌穴、冒名诈亲的华云龙，置于险山恶水、刀丛剑树之间。而华云龙却利用并加深张定边和陈友谅之间的缝隙和分歧，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抓住瞬息万变的有利情势，当机立断，反守为攻，转败为胜。老谋深算、目光如炬的张定边遇到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华云龙，真是旗鼓相当，不分高下。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几经较量，反复“摔打”，在激烈的冲突中，尽显其英雄本色。正由于改编本在华云龙身上做足了文章，将他由节节取胜的顺境改为步步涉险的逆境，但又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就不但使华云龙的形象咄咄逼人，而且也反衬了张定边的性格光辉；同时也将张定边和陈友谅内部之间两种不同思想和性格的冲突，体现得更有深度和力度，使观众从这两个悲剧人物身上，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教训。

范钧宏的剧作，对于主要人物固然是全力以赴加以精雕细刻，同时对于次要人物，甚至不起眼的配角，也不轻易放过。某些次要人物，甚至成为剧中的“戏眼”，写好了他们不但全场活跃，而且能打开新的思路，有时还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试想，如果在《九江口》中不将胡兰始而叛变降敌，继而受刑招供，最后畏罪自杀的思想脉络揭示清楚，把他复杂的性格刻画得真实可信，那么张定边和华云龙的几番较量，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在乎情理之中。而老本写到胡兰挺刑不招，张定边拿不到真凭实据，华云龙有恃无恐，矛盾也就无法深入下去，陈友谅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构不成尖锐的冲突。范钧宏如下棋的高手，胸有全局，在调兵布阵中，将一兵一卒都放到最佳位置，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他布好了胡兰这个“小卒”，顿使全盘皆活，全剧生辉。

范钧宏在改编《九江口》过程中，还得到了一条重要经验：与演员密切合作，互相切磋。他以《九江口》为例，详细地回忆了同主要演员袁世海合作的过程，列举了袁世海对剧本提出的一些好点子，特别是当他想到这个戏必须加对华云龙的性格刻画而又踟蹰于找不到适当的演员时，袁世海早已胸有成竹地提出：“可以请叶盛兰同志担任”。这句话立刻开阔了作者的思路，消除了原来的顾虑，能够放手地写下去，终于笔酣墨饱地塑造出张定边、华云龙攻心斗智、唱做并重、技术要求极高的人物形象，使改编后的《九江口》面貌一新。范钧宏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体会，具有普遍意义。过去“四大名旦”都有一些文人朋友，为其“打本子”，如梅兰芳之与齐如山、许姬传，程砚秋之与罗瘿公、金仲荪，荀慧生之与陈墨香，尚小云之与清逸居士、还珠楼主，他们一道整理、改编剧目，切磋技艺，共同推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这一好的传统，如今仍有现实意义。加强剧作者和演员的合作，让剧本和表演拉手，从而提高其舞台性和技术含量，尽可能使剧本“立”住，仍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此剧由中国京剧院于1959年首演。导演郑亦秋，袁世海饰张定边，叶盛兰饰华云龙，苏维明饰陈友谅，李幼春饰胡兰。袁世海除了运用架子花的表演特点外，还吸收了文武老生、武二花、武生、旦角的表演方法，特别是麒派老生的因素，成功地塑造了孤忠激愤、老辣沉毅、粗犷剽悍的大元帅张定边的艺术形象。叶盛兰允文允武，饰演的华云龙英武豪爽、俊俏洒脱。两人棋逢对手、斗智斗勇，将全剧演绎得气势夺人，威武雄壮，充满阳刚之美。